儒家文化的近現代發展

近現代由熊十力及其弟子唐君毅、徐復觀、牟宗三等為代表把西方哲學思想和科學研究方法論引入儒學思想的研究，形成現代新儒學。

他們強調中國傳統文化的一本性和優越性的“道統”，即中國文化的最高理想是儒家人文主義，它是道德精神和宗教精神的統一。

其研究普遍吸取了西方哲學中“生命哲學”、“新實在論”的邏輯原則、康德的自由意志、黑格爾的精神現象等理論，由此發展出“儒家資本主義”學說……

原始儒家的動機正如孔子和孟子所設想的，簡單地說就是修養自身以及為他人帶來和平與安適。像這種似乎平常的自我實現所依據的觀念是：自我乃是關係的中心，社會乃是信任的共同體，上天乃是內在的超越。儒家自我實現的觀念，發展出一套全面的生活方式，以及一種具有深遠宗教意味且無所不包的人文主義。

但是，像其他偉大的倫理一宗教體系一樣，儒學在過去的若干世紀中被用在許多不同的地方。除了是一套超越性人文主義的理想倫理之外，儒學也被認為等同於國家權力、威權關係，以及僵化而極端的社會等級。

因此，不僅在中國，而且在東亞，尤其是在韓國、日本和越南，儒學就變成等同於政治現狀。在19世紀，當西方到達中國時，正好也是中國政治體系式微以及其許多主要制度衰敗的同時。

自1920年代以來，中國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反孔浪潮。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列文森（J。“ph Levenson)在他那具有影響力和思想激發的三部曲《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c n Chma and Modern Fate）中直截了當地說，自50年代以來，儒家傳統的衰敗已經是一個不可避免的趨勢。想在思想上恢復其活力充其量是消極的傳統主義，這種企圖很容易被印上多愁善感的保守心態，或者是惡意反動的汙名。列文森的三部曲提出許多有關儒學存續的重大問題，因為中國正面臨其他來自西方的選擇，例如自由、民主和科學。

許多接受西方教育的中國優秀思想家都相信，儒家對權威的重視已經成為一種壓制：抬高過去壓制現在、抬高家庭壓制個人、抬高君主壓制臣下、抬高男性壓制女性、抬高老年人壓制年輕人。在他們看來，在中國奮力嘗試現代化的過程裡，儒學是造成鉗制創造性、毀滅個人進取心和自由的主要原因儒家思想沒有拯救或解放的潛在能力。禮儀也不再是學以成人的積極過程，而成為一套矯揉造作的外在禮節，既過時又偽善。

對儒學的這種懷有敵意的描述，最初是一小部分接受西方思想的知識分子從全面破舊的角度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攻擊，然而它很快就變成強而有力的思潮。而且反孔運動又與二三十年代蓬勃興起的中國民族主義難解難分地糾纏在一起。而現在，人們也承認，儒學為中國人的生活做出許多有價值的貢獻，舊秩序的許多缺點是與儒家無關的，甚至是與儒家教導截然對立的，今天的中國仍然可以從自己的文化傳統獲得很多東西，學到很多東西。

雖然中國現代歷史充滿了喧鬧的革命，儒學卻在某種意義上從權力的禁錮、帝制的政體中，以及壓制性的權威主義中解放出來，而這些正是五四時期的知識分子所激烈反對的。結果是，我們今天才有一個特殊的機會來檢視儒家遺產的宗教一倫理觀念。儒家研究在中國又再一次復興起來，孔子的故鄉現在成為著名的旅遊景點，每年9月28日都會舉行祭孔典禮來紀念這位聖人的誕辰。

最近二十年來，有一些東亞的城市和國家（包括日本、韓國、新加坡和香港）戲劇性地證明儒家傳統和西方式的現代轉化之間並不存在必然的相斥。工業化的東亞近來享有世界上最快速和最穩定的經濟發展。能夠獲得這樣的成長率不是靠否認東亞的儒家遺產，而是通過創造性地轉化內含於儒家傳統中的精神資源。

因此，植根於兩千年曆史的儒家觀點，在整個東亞的現代化過程中扮演了一個積極的角色。其結果是，儒家傳統自身恢復了生氣。幾乎沒有學者懷疑，作為人類文明的主要精神遺產，儒家傳統仍然具有重要的影響力，即使在20世紀末，它仍然能觸動我們的心靈、激發我們的思考，並豐富我們的生活。不管儒學新時代期的發展是否已經到來，但是它仍然在探索之中。

儒學具有與時俱進的特性，所以它能夠“因時達變、推陳出新”。

主張惟陳言之務去、棄舊而圖新，反對蹈常襲故、陳陳相因，是中國曆代儒學學者和儒學工作者為學與治世的共同追求。儒學產生以後的兩千多年間，經歷過多次大的自我更新與演進。

先是從先秦時期的儒家學說演進為兩漢時期的經學後來又經過魏晉南北朝和隋唐的儒釋道三學並立與交融互鑑，演進為宋明時期的理學隨後又經過總結和吸取理學過於空疏的教訓，演進為清朝時期的實學。

新中國成立後，經過對傳統儒學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改造，弘揚和發展儒學所蘊含的思想精華，使之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成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組成部分。

正是由於中國曆代儒學學者、儒學工作者和具有遠見卓識的思想家、政治家，不斷根據時代條件、歷史使命和社會實踐發展變化的需要，適時推動儒學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才保證了儒學與不斷前進的社會實踐同在，與長流不息的文明之河共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