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文化的主要內容

奴隸社會及由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過渡時期的哲學。始自商周時期，至秦統一中國之前。歷史背景公元前21世紀的夏代，中國進入奴隸社會，殷商和西周是奴隸社會的發展時期。中國奴隸社會保留了公社共同體形式，以血緣關係為紐帶。土地屬奴隸主國家所有，強迫奴隸集體耕作，春秋至戰國初，由於鐵器和耕牛的使用，產生了用個體生產代替集體耕作、用地主土地私有制代替奴隸主土地公有制的經濟條件，宗族奴隸制在奴隸和平民的反抗鬥爭中逐漸瓦解。

戰國時期，新興地主階級和沒落奴隸主階級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進行了反覆的鬥爭和較量，封建制終於戰勝了奴隸制，先後建立了魏、趙、韓、齊、楚、燕、秦7個封建國家。秦國實行封建化改革最晚，也最為徹底，商鞅變法的成功使秦國一躍而為戰國後期的強國，奠定了後來統一中國的基礎。封建制度的確立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繁榮，生產的發展又促進了科學技術的發展。先秦哲學隨之產生和發展。

發展過程先秦哲學的發展大體可分為中國哲學的萌芽、諸子前哲學和諸子哲學3個階段：①萌芽時期。哲學的萌芽是同原始宗教相聯絡的，主要表現為相信靈魂不死和崇拜自然物的自發觀念。在殷商奴隸社會佔統治地位的思想是上帝神權觀念，周滅殷後發展為天命主宰一切的觀念，周公提出“敬德保民” 、“以德配天”的思想。以《易經》和《洪範》為代表的早期陰陽、五行觀念尚未完全擺脫宗教神學的束縛，表現了科學思維的萌芽同宗教、神話幻想的一種聯絡。②諸子前哲學。西周末至春秋時期，奴隸主階級的統治出現了危機，天命神權也發生了動搖。在《詩經》中出現了疑天、責天的思想。出現了原始的陰陽、五行觀念，對自然界的變化作了某些唯物主義的解釋，表現出無神論的傾向，同時發展了樸素辯證法的思想。伯陽父、史伯、管仲、醫和、子產、晏嬰、史墨等人，可以稱為先秦諸子前哲學思想的主要代表。③諸子哲學。春秋末年，孔子創立儒家學派，是中國哲學進入諸子百家之學的開端。在春秋戰國時期的社會大變革中，先後出現儒、墨、道、法、名、陰陽等重要學派，圍繞著天人之際和古今之變以及名實、禮法等問題展開了激烈的哲學論辯，學派之間既互相鬥爭又互相吸取，每個學派內部也不斷分化和發展，使這個時期的思想鬥爭呈現出錯綜複雜的情況，從而促進了哲學的繁榮。

主要派別先秦諸子哲學的主要派別有①儒家。這是創立最早、影響較大的一個學派。孔子死後，“儒分為八”。其中孟子和荀子為代表的兩個派別最有影響。②墨家。創始人是戰國初年的墨子，他的哲學中包含有非命尚力和尊天事鬼的矛盾。墨子死後，“墨離為三”。戰國後期，墨家的一派克服了墨子學說中的迷信成分，在唯物主義認識論、邏輯學以及自然科學的研究方面作出了較大貢獻。③道家。傳統認為老子是其創始人。他提出了一個以道為核心的系統完整的宇宙觀，既有唯物主義的內容，又有唯心主義的成分。莊子繼承和發展了老子的哲學思想，通過相對主義走向懷疑論和不可知論。稷下道家則提出“精氣”說，對老子的“道”作了唯物主義的解釋。戰國時期道家的一派還和名家、法家相結合，發展成為黃老之學，為後來的漢初統治者所推崇。④法家。其先驅為管仲、子產，真正奠基人是戰國時期的李悝、商鞅、申不害等人。到戰國末期，韓非集法家思想之大成，提出了法、術、勢相結合的完整的法治理論，他繼承了老子和荀子哲學中的合理因素，形成了自己的唯物主義體系。⑤名家。是戰國時期專門討論名實關係和概念同異、離合問題的一個學派，代表人物是惠施和公孫龍。

1、先秦時代的諸子百家

在商代和西周時代，中國的政治文化已經開始形成，武王伐紂時說“牡雞無晨，牡雞之臣，唯家之索。” ，伯夷、叔齊事件，都為當時政治文化的體現。然而當時的政治文化發展尚未成熟，各種思想激烈碰撞。各地部落的普遍現實存在和分封制的施行，加之政治軍事兼併的不斷髮生，各國尋求治國之法，使得在東周時期各地各國學者們持有大相徑庭的各種思想。交相辯難，百家爭鳴。這是中國政治文化迅速發展並趨於成熟的時代。就中國的實際政治文化發展而言，百家之中對後世影響巨大的主要是儒家、法家、道家三派。

1)儒家思想

孔子是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他提倡仁義孝悌，一方面，他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維護禮制進而維護等級制度，維護君主的地位另一方面，又說:“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提出了君主的義務和責任又說“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強調作為民眾的獨立人格。

孔子之後的孟子更將民眾提到了高於君和社稷的地位，孟子曾說過: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一方面，儒家維護等級制度和君權，另一方面，他們主張君臣履行各自的義務和權利，任何一方都不該要求對方無條件的服從和妥協。孔子主張以“仁政”治國，反對過分剝削壓迫，提出了富民、惠民的主張。先秦儒家並不主張禁慾，而是推己及人。“禮”是儒家思想推行的工具。

儒家思想強調維護內部制度和社會的穩定，因此在競爭角逐激烈的春秋戰國時代並不能得以特別的任用。但是人們如果因此就認為儒家在先秦至秦代地位尚低，確是有失公允的。儒家在戰國時代，已經遍佈七雄諸國。到了秦朝，秦始皇要坑殺方士、術士時，公子扶蘇就以其中有些人畢竟是儒生為理由，為他們辯護而秦朝朝堂之上也有儒生為臣。這些都說明秦朝是並不特別排斥儒生的。所謂“坑儒”，其實是坑殺包括一些儒生在內的方士、術士。一旦統一，維護政權統一就成了當務之急，儒家也就順理成章地成為了統治者的思想骨幹之一。歷史的經驗表明，在外部政治環境穩定的前提下，儒家思想對國家制度和社會的穩定作用是顯著的、驚人的。

2)道家的政治文化

老子是道家的代表人物，道家並不像其他學派一樣奔走諸侯之間，尋求任用。因為他們的政治思想本身就是主張無為而治的。老子說:“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道家的自然哲學是其治國之道的理論基礎。“道”即“自然”是永恆常在的、無所為的，天地萬物都因“道”而生成，那麼“道”又是“無不為”的。作為國家統治者，如果能夠謹守“道”而勿失，百姓就可以自生自化，安寧質樸地生活。與老子同為道家代表人物的楊朱認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人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道家的政治主張是“無為而治”，然而“無為而治”並不是消極怠慢而無所作為。道家學派的思想，對後世一些新朝代建立時順應人民的普遍政策期望，制定百廢待興、休養生息的政策是有很大的影響的。“大軍之後，必有凶年”，道家對戰爭等劇烈的社會動盪，十分反感。他們進而認為，好的政府，是人民安居樂業，而不知管理者之管理的政府。使人們處處能感覺到管理者的痕跡，進而認為高質量的生活是拜管理者所賜的看法道家並不認同。在西漢初年，統治者大都以道家思想作為主要管理思想，我們可以看到道家思想對一個飽經戰亂的國家所能起到巨大積極作用。

3)法家政治文化理論

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有李悝、吳起、商鞅、韓非子等人。他們主張以法治代替禮治，法律統一，不分親疏。但事實上法家這種“法治”與現在的法治大相徑庭。因為在戰國時代，由於各國以貴族世襲，貴族擁有特權，並把持國家政治，這造成了君權旁落和政治腐敗。法家在這種環境下通過提高君權，反對貴族特權而被君主所賞用。在法家理論中，君主同時具有立法和司法權力。而君主制定的法律為民眾遵守的同時，統治者也使用一些手段來對屬下進行考核和考驗，甚至動用一些“術”，目的是使權力顯得高不可攀、神祕莫測，使人畏君，從而戰戰兢兢。這也是後世君權被一再抬高的理論源頭之一。而且統治者雖然是法律的制定者，但並不受到法律的約束。

先秦法家也受到儒家的影響，比如吳起就主張國之安危“在德不在險”。法家和儒家，對後世影響很深。有人說“陽儒暗法”，不是沒有道理的。比如隋文帝雖然尊崇儒教，卻曾經派自己的手下以一些物品為誘餌賄賂官員，然後對這些不知是計的官員予以重罰，這其實是對“術”的一種使用。儒家是維護舊有的君權與貴族制度，法家則是抬高君權，壓抑貴族的權力。

4)先秦其他學派思想

除了儒、道、法三家以外，先秦還有陰陽家、名家等其學派。如陰陽家的代表人物鄒衍提出的五德思想，是後世帝王統治國家的重要理由理論根據。每個朝代，都會宣揚五行中的一“德”，以五德相剋相生之理，確定其統治的合法性。再如名家的代表人物是公孫龍、惠施，名家研究名辯之學，啟迪各派圍繞“名”和“實”的問題反覆辯難討論，成為中國政治文化的源流之一。

應該說，先秦諸子百家的思想雖成為後世政治文化發展的基座，但後人並不再像先秦這樣競相創造流派，而是以先秦各流派為基礎，雜糅其他外來思想，或者相互融會貫通，進一步發展或者借先秦流派的名與理論，闡述自己觀點。

2、先秦平民政治與士風的形成

先秦時代，失勢貴族、布衣平民通過遊說宣傳自己政治觀點和主張這個辦法來影響政治的例子很多。君主通過採納這些人的意見和政治理論，或提高君權的實力以更好地控制國家，或提高國家的實力以稱霸。而一些貴族也迎合這個潮流，大量收養門客，增強自己的實力，以便更容易地操縱政局，維護自己的利益。

這種參與政治的形態，我們可以稱為“門客政治”。平民百姓大肆議論政治，而一躍成為官僚乃至貴族的門客政治形態，在中國政治文化的歷史上絕無僅有。沒落貴族、平民百姓均用這種方式以圖任用。這種風氣在戰國時代最為盛行。

到了禮崩樂壞的春秋戰國時代，等級制度變得並不森嚴。個人的尊嚴和自由人格得到時人重視，“士風”盛行於人際交往、政治活動之中。士風具體體現在:一、重視個人尊嚴二、個人尊嚴要靠個人道德來承託和維持三、個人道德要靠他人的認同來達到。

西方人普遍認為個人尊嚴是神所賦予，而中國人的個人尊嚴，則是通過眾人的認可來取得的。春秋戰國之士人，為了“士”的精神，可以拋棄生命，去做必死之事。“士為知己者死”，“士可殺不可辱”等成為了士人的信條，以“忠”、“信”作為個人準則。士風對中國造成的影響，延續千年而不變。人們相對於對自我人格的認同，更傾向於使他人認同自我。表現在政治文化上，經常會傾向於忽略事件的過程與結果，不惜損失利益和退讓或者進而以過激手段以求得到對方的尊重。士風傳承千年，成為中國政治文化極重要的一部分，在各個時代，它的內涵，也有很大變化，但都不會離開以嚴守個人道德與價值觀的方式，維護個人尊嚴、個人意志。

3、先秦歷史文化教育：

傳說虞、夏、商、週四代分別在鄉邑和國都設有庠、序、校、國小、大學等各級各類學校，對貴族子弟以至平民施行倫理教育。這恐怕是戰國秦漢儒生們的理想。其實，商代以前的學校教育尚無可靠材料說明。西周春秋的學校教育則以六藝為主要內容。所謂六藝即禮、樂、射、御、書、數。講禮、樂意在培養道德情操射、御是軍事訓練書、數是治民從政所需要的技能。西周銅器麥尊、靜簋銘文提到王室有稱為辟雍、學宮的大學，對貴族子弟進行射箭教學，並舉行周王親自參加的射獵活動加以考核，還獎勵負責教射有功的官員。盂鼎、師■簋銘文提到的國小，也是培訓貴族子弟從政的場所。

《禮記·王制》稱，周王出兵時要“受成於學”，作戰獲勝，“反(返)釋奠於學，以訉馘告”。可見學校也是戰前制訂作戰計劃和戰後舉行慶功典禮的地方，它與軍事活動有著密切的關係。據《周禮·師氏》記載，國學中的貴族子弟同時還是周王近衛親軍，隨時隨地擔負著守護警戒的重任，說明國學培育的正是精悍的武士。地方上的庠、序同樣以教習射箭為主，併為當地祭祀和社交活動的場所。春秋時，鄭人在鄉校議論政事，開明執政的子產甚至將此輿論視為良師。就是孔子本人也曾以射御自許，孔門弟子多能衛國殺敵，冉有即因領兵擊破入侵齊軍受到孔子的讚賞。

但是孔子開創的私學卻使古代學校發生了根本變化。從此，出現了以學習文化典籍為主、以從事政治活動為目標的文士集團，六藝也轉變為《詩》、《書》、《禮》、《樂》、《易》、《春秋》等古典文獻。私學培養的是“從政”、”治賦”、“使於四方”的治國安邦的人才，它面向社會招收各階層子弟，為官僚政治、布衣卿相局面的發展準備了條件，影響遠遠超出學校教育的範圍。繼起的戰國諸子也都是從事教育的大師，墨子、孟子有成百上千的學生，不求利祿的許行亦有門徒數十人，就連避世隱居的老子、莊子都各有自己的學生。這些私學擴大了教學領域，促進了百家爭鳴。在此基礎上，有些君主創辦學術活動中心，如魏國的西河、齊國的稷下等，都聘任各家各派大師“不治而議論”，講學爭鳴，以吸引四方遊學之士，這些實際上就是新型的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