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诗歌流派有哪些

1、白话自由体译诗派。五四运动掀起一股声势浩大的白话文浪潮，激进分子更是大肆宣扬全盘废除旧思想、旧文化、旧传统，主张破旧立新。当时出现了大量期刊或者社团，出版了大量白话文读物，其中西诗汉译作品十分常见。在新文学革命的影响下，绝大多数的译者采取破除诗歌格律、重内容轻形式的译法，白话自由体译诗占据当时西方诗歌翻译的主体地位。最具代表的期刊是《新青年》，据统计，《新青年》共出9卷54号，其中文学翻译总数约144篇/首，译诗91首，译诗数量在文学翻译总数的占比高达63%（文珊，王东风，2015）。

2、白话新格律体译诗派。以新月派为代表的白话新格律体译诗派，译诗不仅强调内容忠实于原诗，更强调译诗的形式美、音乐性。新格律体不同于自由体，又没有固定格律的格律诗，主张诗歌应该押韵，诗行应当相对整齐，应有一定的格律形式，但这种格律形式能够变化多样。新月派代表人物有徐志摩、闻一多、卞之琳等。徐志摩认为“完美的形体是完美的精神的唯一表现。”（徐志摩，1924）他强调译诗不光是译神韵，还得译出形式，神韵要化进形式，这样才能像香水瓶装下香水。闻一多早期是用文言体翻译西诗，后改变想法，极力提倡新格律体运动，1926年在《诗的格律》中系统地建立了新格律诗的主张，他要求“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陈丹，2008），格律应该根据内容的需要“相体裁衣”，译诗首先本身要是一首诗，因此也强调译诗形式的重要性。

3、文言古诗体译诗派。文言古诗体译诗派以学衡派为代表，在当时白话文盛行的环境中，被戴上顽固分子的帽子、划入保守派，长期处于被冷落的境地中。《学衡》杂志的创立为学衡派提供了发表译作和译论的平台，以“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光，行批判之职事”为宗旨（张贺敏，2001），代表人物有吴宓、梅光迪、刘伯明等，他们严厉批判新文化运动喜“新”厌“旧”、随波逐流的社会风气，给予当时轰轰烈烈、全盘反对旧文学的趋势猛烈的一击，坚信文言文优于白话文，主张译诗要采用传统文言体诗歌形式。

五四时期诗歌流派有:

1、湖畔派——因该流派诗人多聚集在西子湖畔而得名，是中国新诗最早的一个流派。爱情，是湖畔派吟唱的主要内容。代表诗人是冯雪峰、汪静之、应修人、潘漠华等。代表作品：冯雪峰《伊在》《卖花少女》，汪静之《蕙的风》《我是死寂的海水》，应修人《含苞》，潘漠华《离家》等。

2、新月派——提倡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写作。代表诗人是徐志摩、方令儒、朱湘、陈梦家、闻一多、林徽因等。代表作品：徐志摩《沙扬娜拉》《再别康桥》，闻一多《死水》《静夜》，朱湘《采莲曲》等。

3、象征派——早期现代诗歌的一个分支，更具有独立的象征主义特征。代表诗人是李金发、王独清、穆木天、冯乃超、胡也频、蓬子等。代表作品：王独清《但丁墓旁》，李金发《弃妇》《我背负了……》《里昂的车中》，胡也频《旷野》，穆木天《落花》《烟雨中》等。

4、现代派——这一流派的诗歌成就较大，对后世的影响也比较深远。他们坚持“纯诗”的概念，主张借鉴西方现代艺术手法，重视诗的思维、情绪，但并不注重诗的音乐性和外在的格律形式。代表诗人有卞之琳、戴望舒、何其芳、废名、徐迟、林庚、金克木、玲君、施蛰存、路易士等。代表作品：卞之琳《断章》，戴望舒《雨巷》《我用残损的手掌》，何其芳《预言》《花环》，废名《十二月十九夜》等。

5、七月派——这一流派的诗人大多经历过人生的重大起落沉浮，深陷政治冤狱几十年，新时期得以“鲜花重放”，是跨越了三个时代的诗歌流派。代表诗人有牛汉、艾青、罗洛、曾卓、绿原、鲁藜、彭燕郊、邹荻帆、胡风等。代表作品：牛汉《我的家》《半棵树》《华南虎》，艾青《大堰河——我的保姆》《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礁石》，邹荻帆《花与果实》《走向北方》，曾卓《栏杆与火》《悬崖边的树》，胡风《为祖国而歌》，绿原《惊蛰》，鲁藜《泥土》，彭燕郊《冬日》等。

6、九叶派——顾名思义由九位诗人组成。他们努力融合中国古典诗歌和西方现代诗歌的语言风格，追求诗歌的现实性、象征性和哲理性，注重诗人内心独特的感受。代表诗人有辛笛、陈敬容、郑敏、杜运燮、唐祈、穆旦、袁可嘉等。代表作品：陈敬容《珠和觅珠人》，穆旦《赞美》《森林之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