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巴金概括事例

巴金走了，永远地走了。从原文化部部长王蒙“一颗巨星陨落了，一面旗帜倒掉了”的伤怀，到四川成都市民自发前往巴金故居悼念，无数人为这位世纪老人的离去地动容、落泪。而“巴金”这一字符的存在价值也远远超过了“文坛巨匠”这一客观称谓，它更像是一种精神的象征，一种思想的凝聚。

缅怀巴老先生，首先便要把浸淫在其《激流三部曲》、《寒夜》、《随想录》等名作中的人格力量与精神瑰宝发扬并传承下去。笔者看到传媒界及文学界提及巴老先生时，都首当其冲地对提及其“一个人总要说真话”的省身箴言。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反复强调一条简单的为人之道，至少说明在中国社会的长河当中，说真话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

心理学家荣格说，文学的价值在于对集体潜意识的碰撞。巴金便是一个对集体潜意识撞击的先锋主义者。文革刚结束的时候，国内形势起伏不定、忽紧忽松，而巴老先生却毅然动笔，站在全人类的角度反思文革，并自我忏悔。鲁迅曾说中国集体常产生偏离正常道德轨道的潜意识，事后却鲜有人忏悔。这样说来，巴金是一个“出格者”，他用灵魂与真知发出声音，即使在当时甚为微弱甚至遭到讥讽与排斥。

如今巴老先生乘鹤西去，将“说真话”概括为其精神的真谛，或许最恰当不过了。但在笔者看来，那充其量只概括了一半，而把重要的另一半给淡漠了，那便是——“执行力”。何为“执行力”顾名思义就是把想干的事干成功的信心与能力。我们经常说“求真务实”，“说真话”是求真，而“执行力”则是务实。没有了身体力行的务实作风，真话说多了，往往成了一种口头主义的形式泛滥。

巴老先生是一个积极的执行主义者，走出作品，以人格为帆，以行动为舵，去真真正正地做一些实事。巴金当年曾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建议，虽然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搁浅，然而在2005年元旦，位于汕头市澄海区、由民间力量兴建的文革博物馆正式开放，这正是源于巴老先生的启示。巴金生前兼任数个社会职务，却始终把对底层人民的人文关怀与救助置于首位，为弱势群体尽着自己的微薄之力。

巴老先前坚持不同意以其名字建立基金会、设立文学奖，他说：“在一些名利等问题上，不要用我的名字”。然而如今的媒体却不惜笔墨给巴老先生加上“语言大师”“良知符号”“人民作家”等长长的一大串带有名利色彩的形容辞藻，在提及其“说真话”的心路与行为历程时，也刻意渲染一种英雄主义的氛围，而淡化了巴金精神的现代启示、反思与激励，更别提什么“执行力”的提炼与号召了。

“说真话”与“执行力” 是巴老先生最珍贵的两项精神遗产，也是我们这些尚且健在的人们最应谨记与履行的方向所在。忽略了其中任何一项，都可能偏离先生先前原始的价值轨道，我们缅怀先生的效果也会华而不实。巴老生前是一个平实的人。平实的人的离去自然应以平实的方式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