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對中外文化交流的態度

唐代並沒有實施閉關鎖國以及後期的海禁政策，反而是鼓勵民間的機構與個人進行積極的對外交流。

其中比較具有典型代表意義的是玄奘法師到印度學習佛經，鑑真大師東渡日本去傳播唐代的宗教以及文化等等。通過這兩個典型事件可以看出，唐代對於對外文化交流是持鼓勵與肯定態度的。

是開放包容，用夏變夷的態度。

唐朝國力強盛，經濟繁榮，因此在外交上表現的極為開放，一直自信地奉行“中國既安，卷夷自服”的方針。對外商及來華使者的態度上也始終以懷柔為主，這些政策的實行有效的促進了中外文化貿易發展，吸引了胡人來華經商，從而促進了經濟的發展。自秦漢時期開始，我國曆代封建統治者均實行“重農抑商”政策，作為我國封建專制統清思想的核心和主要部分，其為封建社會的穩定和延續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而到了唐代，由於統治者開放的民族政策，開放包容的心態，“華夷一家”的觀念在社會上普遍流行，天下一家的觀念深入人心，這就為胡風文化的流行提供了土壤，人們不再獨尊華夏文明，而是積極吸取其他文化中可以為我們所用的東西，使得其他地區的文明在中原地區傳播擴散得到了可能。因此古代社會在處理民族關係時，不同程度的踐行著“華夷之辨”、“用夏變夷”的民族思想。

包容開放。

隋唐時期，社會繁榮開放，很多外國使者來到唐朝交流學習。諸如遣隋使、遣唐使，唐玄宗的《霓裳羽衣曲》等，都是在這一時期形成的。唐太宗被周邊民族奉為“天可汗”，民族關係穩定，國家強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