隶书出来的两大重大意义是什么

首先，它解决了汉代书写体系实用与审美的分离问题。隶书在汉末的美化明显提示了一种实用与审美兼备的新路向，预示着生活与艺术交互为用时代的来临。

其次，从历史看，这种新艺术形式的诞生固然少不了“隶变”的内部因素，但更根本的原因还是现实权力和王朝政治的促动。如卫恒《四体书势》所记：“隶书者，篆之捷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至灵帝好书，时多能者。”以此为背景，汉灵帝光和元年（公元178年），这位“艺术家皇帝”在太学之外另立鸿都门学，“诸为尺牍及工书鸟篆者，皆加引召”。